三是政府对基于特殊原因或处于特定条件下的个人或组织有提供救助的义务。
第二，监察机关必须对证据的合法性负责。所以，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准则和制约侦查的基本原则并不适用于监察调查，监察立案并不都是职务犯罪立案，而是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立案，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
该规定虽然只适用于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诉讼规则》审查监察证据的合法性。因此，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的立案和调查不能直接适用法律监督手段，这与《宪法》和《监察法》关于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的关系定位相符。检察机关的合法性审查是刑事诉讼审查起诉阶段的职能行为，其实质是检察机关对监察调查的外部制约，不属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范畴。为了查明监察机关是否存在非法取证，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调取有关录音、录像的，可以商请监察机关调取。但从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来看，对于上述监察调查可能存在的问题，尤其是立案、证据收集等涉及职务犯罪案件质量方面的问题，人民检察院虽然不能对监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但可以就调查人员存在的非法取证问题向监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对监察机关案件定性、量刑建议、遗漏重要犯罪嫌疑人等案件质量问题有权向其上级监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从而启动监察工作人员的内部监督机制。
（三）确认监察立案向刑事案件的转化 《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经过初步核实后，应当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办理立案手续。可见，职务犯罪案件与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一致，但在调查措施的运用上具有特殊性，这势必导致证据收集方式不同。其原因在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格外强调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以及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而只有被追诉人在理解犯罪性质以及具体罪名的基础上所作的认罪供述才是形成最终刑罚结果的前提，那么，检察机关通过审前阶段的一系列工作，监督公安机关开展侦查活动，监督检察机关内部各部门开展审查起诉活动，保证控辩协商具结符合法律规定的各项要求，在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也使得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量刑建议获得了不同于非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的法律效力，从而获得法院的尊重和认可。
派驻检察模式下，派驻检察人员和被检察对象极容易同质化，产生驻而不察熟而生腐等问题。检察机关应重视借助外力，发挥社会公众的力量，通过社会公众的力量来强化检察建议的效果。申言之，法律监督引领并涵盖了整个检察权体系，检察机关的各项权能均统摄于法律监督之下。古代御史制度的设置主要是纠察违反朝纲的官吏，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作为一种法律文化，御史制度对我国检察制度模式的形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下一步有必要推动制定省级以下地方检察院人财物统管改革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中央、省级经费保障责任，健全人财物管理体制。结语 随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的提出，我国检察权发展需要在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进行有序变革和调整。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法律体系是统一的。检察机关源自人民的授权，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因此，检察机关实质处断权应当服务于法律监督权的实现，它督促检察机关主动承担认罪认罚案件办理的主导责任，不会因为工作量增加而怠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至于损害该制度改革的实践效果。检察建议的运行还应坚持公开化思维。
就权力运行特征而言，司法权的根本规律应当是独立运行，其本质是判断权。监察体制改革的初衷在于重塑我国的监督体系，无意于在根本上变革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关地位。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全程同步参与案件侦查，便于随时发现可能的违法不当行为，及时监督侦查机关依法办案。中国检察权是什么、向何处去，成为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也是发展中国检察制度的元问题。
（三）创新检察权发展的体制机制 科学的检察权发展体制机制是确保检察权发挥效果的重要保障，是尊重检察权力运行规律的基本要求，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体系的应有之义。2.检察机关公共利益维护者角色的强化 现代社会的发展表明，以政府执法作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主渠道存在失灵的问题。
正如马克思所言，应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从体制上来讲，最重要的是推进检察行政事务管理权和检察权的分离改革。
其中，关键方案便是强化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维护者的角色。强化检察权发展的合规律性，需要在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这一背景下，着力从体制和机制入手推进检察权发展的去行政化改革。但被上述理论争鸣忽视的一个前提问题是，行政权—司法权范式是否具有绝对性，能否被用以回答中国的问题。自此，检察权能实现了由刑事检察一家独大到四大检察多元发展的转型。改革行政化的管理体制，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在检察机关内部进行检察事务和检察行政事务的区分，包括身份上的区分、职能上的区分和效力上的区分，也就是负责检察行政事务的人员不能行使检察权，也无权干预检察活动的进行，检察行政职能不能也不应干预检察权的正常运作，检察行政管理要尊重检察办案人员的意见，以服务办案为宗旨。在角色定位上，检察机关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一般监督机关调整为专门监督机关。
（二）进一步拓展检察权外延并强化其科学化运行 检察机关必须遵循检察权发展变革的一般规律，顺应时代需要，通过转变法律监督的理念，开拓法律监督权能的新形式，强化法律监督权能的制度保障。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我国通过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方式，赋予了检察机关审前司法资源调控者角色。
例如，尽管全国已经实现了对97%监狱的派驻检察，但平均每个监狱的派驻检察人员不足三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检察制度主要以苏联法律监督理论为指导，逐步确定了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基本定位。
尤其是在多种重大改革举措相继出台，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形式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尽管如此，检察机关围绕检察监督进行积极探索与制度创新，使得检察权监督法律实施、保证国家法制统一适用的初衷未改。
2017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其中，检察机关有权提起公益诉讼被明确写入这两部法律，标志着我国以立法形式正式确立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监督本身具有客观中立的要求，其监督对象则是处分实体权利的各项法律行为。变与不变：新时代检察权发展变革的实践规律 进入新时代，我国检察权发展和创新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检察权的动态调整频率更为频繁，检察权外延和行使方式等方面呈现出许多新特质。权力运行的行政化只是司法行政化的表象，而管理的行政化则是司法行政化的实质。
尽管人们对此所持看法不同，但至少表明检察权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领域的发展变化。对此，其一，需要对检察机关的业务进行案件化改革，实现不同检察业务的同等重视。
（一）坚持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的定性不变 检察权的定性问题是完善检察权体制机制的宪法性前提。现阶段，应当认为，在多项重大检察改革举措不断推出的背景下，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性质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以此为前提，在不同的职能领域，检察机关以四大检察履行职责的具体方式虽有所改变并呈现出差别增大的趋势，但不应被视作检察权性质的改变，毋宁说是检察权发展朝着监督领域更加广泛化、监督方式更加科学化、监督体制机制更加精细化方向的一种努力。
有鉴于精准量刑建议是决定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办理成功的最后一公里，应当从激励辩方自愿认罪认罚、引导控辩双方平等协商、保证控方依法提出精准量刑建议、巩固法院审查判断地位等角度，建立健全精准量刑建议制度以及相应的辅助规则，既能够解决检察机关与法院之间就量刑建议法律效力的分歧争议，又能够解决被追诉人因任意反悔而引发的程序回转或者上诉二审等实务难题。20年来的刑法修正，以56个新罪名和60个放宽入刑范围的罪名的确逐步扩大了实然犯罪圈。
现代法治国家强化了检察官公共利益维护者的角色。2.检察权运行科学化 与检察权外延调整相一致的是，检察权运行方式也朝着更加科学化方向迈进。对于我国的检察权而言，以行政权论，检察活动有领导组织体系与检察一体的特征。这确保了绝大多数问题在诉前得到解决。
例如，德国、法国等主要大陆法系国家赋予了检察官作为法律守护人的职能，使得检察官在刑事司法体系中承担监督功能，即在提起公诉的同时担负对警察执法、审判、执行等活动的监督义务。创新检察权发展的体制机制，需要融入国家政法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的大局，落实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目标。
2018年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最终确认了刑事、民事、行政与公益诉讼四大检察为核心的监督格局，由此进一步拓宽了法律监督的范围。其中，检察权运行结果的公开性，不单包括法律文书公开，更是指法律文书说理，即公开作出决定的理由和根据，便于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制约。
综上可见，从规范和历史视角来看，我国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因此，不改变这种行政化的管理体制，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就不可能得到根本保障。
